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道统主要指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可以理解为借由孔子的学术地位，力争教育学术的自主性，只不过在传统专制王权的环境下不易达成而已。道统是需要教育体制来维护和确保延传的，而这种教育体制的物质载体之最具代表性者即为“庙学”。所谓“庙学”，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古代传授儒家经义的官方学校和与之相依存的祭祀孔子及其他儒家杰出代表的孔庙。学子于庙学之中，除了学习经典之外，也景仰圣贤，知识教育与人格熏陶均在此地完成，理性研习和精神崇拜的结合也正是东方精神的可贵所在。

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以专制王权建立的政治秩序兴衰不定，而以孔子作为“主神”的道统则屹立不倒。当孔子被认为是“百世帝王之师”时，正是传承道统与彰显权威相结合的最佳说明。那么，是道统重于权威的表达，还是道统反被权威利用？这是个耐人寻味的历史问题。

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建筑学回应，庙学的空间构成解析可以看作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庙与学的结合，发轫于东晋的都城建康(今南京)1，基本定型于唐宋，本文选取历代帝都的中央官学和孔庙作为观察对象，这是帝国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2，规模最巨，等级最高，除曲阜孔庙外可视作天下庙学的表率，具典型意义；另一方面，道统与权威的象征体现也拥有了历时性比较的可能，在梳理其建设轨迹的同时，还可以尝试厘清部分中国古代都城史研究领域中尚属含混的问题，如都城孔庙的出现时间、建筑布局的考证和简图绘制(尤其是宋及以前)、都城中轴线两侧建筑配置的变化(如文、武庙问题)等方面的关注和些许收获，又恰恰是对古代都城空间的再认识和可能的补充。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01

庙学制形成的必要条件

自汉高祖刘邦在曲阜以大牢祠孔子，开创帝王祭孔的先河，至南北朝近八百年间，中华大地历经朝代更替、国家分裂、佛教兴盛；但祭孔、立庙相沿不废，并藉由官方行为逐步建立并巩固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世人心目中和国家统治机器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就行礼言：汉魏时，辟雍、太学行释奠礼各有所重，帝不亲临，由职司礼仪祭祀诸事的太常卿代为释奠，对旧制有所因循而又加以改变，预示帝行辟雍礼与释奠礼可分别举行。而西晋后，释奠行于太学，是汉至晋的最大转折，故自西晋始，可视为在学行礼发展至一个新的阶段。“大学之设，义重太常，故祭于太学，是崇圣而从重也。”[1]释奠于辟雍，偏重宗教意义；释奠于太学，偏重教育意义。而释奠礼向太学的转移，正是孔庙得以建筑于学，进而并立于世的必要条件。

就中央官学及孔庙言：西汉武帝兴太学，经王莽之手付诸于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形态。自曹魏实施九品官人法后，门阀社会的形成，反映在学制上则以西晋国子学、太学分立为滥觞，东晋国学建“夫子堂”，庙学制即告产生；且东晋建康又专设宣圣庙，由孔子后裔奉祀。

此后，国子学与太学的消长，也恰恰印证了贵族社会的盛衰，都城孔庙依附所在亦随着中央教育机构的变迁而屡有变化：

1)两晋国子学初创时，隶于太学。

2)南北朝后，地位盛隆日上，尤以北魏平城二学各有专址，皆设孔庙为盛，迁都洛阳后，仍分立，但太学建成与否不详。

3)北齐设国子寺，统领诸学，为后世国子监前身。

4)至隋唐，国子学则成为国子监诸学之中地位最高者。

5)而入宋后，门阀制度凋零，国子监又明显地趋于太学化；但改变只在于学，庙学并立及唐时厘定的孔庙礼仪和从祀制度，为后世累代相传，并不断增制。

综合二者，就都城简言之，西汉至西晋主要分为帝率臣工行释奠礼于辟雍，太学师生行释奠礼于太学两个系统；自东晋设“夫子堂”后则合二而一，经南北朝发展，于中央官学孔庙释奠渐成定制，礼仪亦渐具规模。且东晋庙学制的出现乃为自古以来学制之大变化，从而为唐中央庙学的进一步完备奠定了基础。

02

帝都权力空间中的地位

都城作为皇权中心所在地，自有其独质，在功能上又是极尽复杂的综合性统一体，而作为封建社会国家机器中正统信仰和文化权威的代表——中央官学和孔庙(图1)，担当了怎样的城市构成角色？

图1 历代都城城市结构中的中央官学与孔庙

据《礼记》及(唐)孔颖达疏：殷制“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周制“大学在国，小学在四郊”，可知设学在东南或郊；再据《周易》；“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2]或可视作祀先圣孔子的庙宇，选址定位于“皇权空间”东南方的理论注脚。

自西汉末王莽立太学，即遵此制，且至东晋初中央官学一直选址在都城的东南郊。虽然西汉长安的“左祖右社”方位比较明确，但太学及灵台、辟雍等一干礼制建筑皆在其东；而至东汉洛阳，不仅保持了“左祖右社”，并已进入城墙以内，分列于城市主轴线东西的位置设定更加强了这种控制感，但太学的空间地位则明显屈居其下，既在太庙东南方，又隔于城墙之外。

中央官学向城墙以内的空间挺进发生在东晋。东晋初的建康国学仍延前旧，在秦淮水以南；穆帝升平元年(357年)可能已将之移往城内的中堂，否则不会有帝“亲释奠于中堂”[3]及“有司议依升平元年于中堂权立行太学”的记载；孝武帝(373-396年)时则变得明朗化，“以太学在水南悬远”移于中堂[4]。中央官学不仅成功地进入城市以内，且直接成为中央机构所在的国家权力范围内的一员。太元十年(385年)复国学于太庙之南，使得暂借中堂的窘境得以改观，亦说明国学虽由郊入城，更亲近于皇权，但太庙的地位是不可逾越的，如南朝齐高帝即位之初(479年-)崔祖思言“宜大(太)庙之南，弘修文序”[5]，即为一证。“太元”本为帝王的年号，但在中国古代庙学发展史上却是里程碑式的时间象征，国学开始出现“夫子堂”，都城的中央庙学并立，其意义影响深远；不仅如此，由孔子后裔奉祀的宣圣庙亦于翌年(386年)建成，孔姓“家庙”的都城化，明示了尊孔的抬升及异地立庙的官方化，虽后世再无此例，但类似于衍圣公的进京班朝或祭于都城孔庙，其实皆为此现象的衍生。

再观之古制关于“郊”的定义：殷制为“假令百里之国，国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国，国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国，国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周制则“近郊各半之”[6]。“郊”与皇权中心的空间距离并不遥远。由是，中央官学虽进城，但与皇权中心之间的空间关系和距离，仍是符合传统礼制的诉求，只是在新的历史时段有了新的发展；即类似于太庙、太社的空间移动，诸般皇家祭祀空间与中央机构的集聚，正是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在都城空间结构上新的投影。

北魏洛阳的国子学地位却显赫非常，凌驾于太庙之上；虽有就东汉、曹魏、西晋三朝太学旧址再立之议，但建成与否，史无明文。那么，国子学紧邻宫城的现象是否为孝文帝积极推行汉化行动的表征之一？不过，此状在其后的历代都城中已悄然匿迹，新的变化则见之唐长安城武成王庙的出现。武成王庙“为姜太公庙也。唐开元十九年(731年)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庙，以张良配享，选古名将以备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祠武成王庙自此始”[7]。武成王庙与孔庙携手增强了“左祖右社”对城市中轴的拱卫，是为“左文右武”。

但综观中国古代史，“崇文抑武”实为真正主流，武庙也渐渐转为岳飞庙或关帝庙的代称，但对二者的尊奉却不是尊武，而在乎忠义；表之于城市空间，亦然：

1)唐东都洛阳的武庙位置即随地置宜；明北京亦如是，直至嘉靖十五年(1536年)方由兵部议“以武学太窄，请拓其制，改建于大兴隆寺故址”[8]。

2)北宋初虽有帝幸东京武学、武庙之举，但还是渐渐被逐日扩大的太学所笼罩，更有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修武成王庙为(太学)右学”，五年(1072年)学即成[9]，文、武庙日形悬隔，幸武学、谒武成王庙遂罢3。南宋临安虽有武学之设，已无帝幸之举。

3)金中都亦较类似于唐长安的“文武”设置，上溯至辽，无武庙祭，金人似较重视武庙祀典，惟熙宗皇统元年(1141年)已亲诣孔庙奠祭，而迟迄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方建武庙，上层建筑视阈中的文、武高下立现。

4)明南京武庙虽位居鸡鸣山麓“十庙”之首，但仅为忝列于一个群体，根本无法与国子监的庞大比肩(图2、3)。

图2 明南京南雍范围推测

图3 明南雍布局及周边环境

1文庙2太学3启圣祠4敬一亭5土地祠6光哲堂7仓库8讲院9射圃10祭酒宅11司业宅12司业旧宅13旧典簿廨14监西官房15英灵坊官房16浴沂桥东官房17平北官房18平南官房19监内号房20外东号房21外西号房22成贤街号房23平南号房24平北号房25英字号房26英灵坊号房27旧酱醋房28水磨房29晒麦场30种菜隟地注：1)讲院、射圃、祭酒宅、司业宅、监西官房、英灵坊官房、英字号房、英灵坊号房、种菜地等仅推断为大致方位。2)鼓楼号房，聚宝门外园地不在国子监内，未标。3)国子监坊：三间，中高三丈三尺六寸，两旁高三丈六尺。景泰二年(1451年)、嘉靖二年(1523年)重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重修。4)东西成贤街坊：各三间，中高二丈四尺六寸，两旁高二丈二尺六寸：景泰四年(1453年)重建，嘉靖十九年(1540年)重修。5)南成贤街坊：与珍珠桥相连，中高三丈三尺六寸.两旁高三丈六寸。景泰二年(1451年)、嘉靖二年(1523年)重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重修。

北宋的三次兴学大大抬升了太学的地位，并在东京城南门外建设了所谓“辟雍”，虽效仿古时辟雍之制“外圆内方”[10]，不过是太学的预设科，只是借用了古制名称和形式。时蔡京奏：“古者国内外皆有学，周成均盖在邦中，而党庠、遂序则在国外。臣亲承圣诏，天下皆兴学贡士，即国南郊建外学以受之，俟其行艺中率，然后升诸太学。凡此圣意，悉与古合。”[9]以古制外学的方位和地位为辟雍的建立提供理由，却也说明了“天子之学”的地位。不过“大成殿”的命名却是生发于这一事件，如此，北宋辟雍的出现还是有其“纪念价值”的。金中都亦建辟雍，实乃仿于北宋，事在章宗承安四年(1199年)，早于武庙建设不过七年，是否说明了“性好儒术”的章宗在城市空间构成或是相关中央机构的设置上皆在效仿汉人？且，宋、金的这两处辟雍皆建孔庙(图4)。

图4 北宋东京御街两侧官学与孔庙

注：1)底图引自：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北宋东京城复原图”，张驭寰绘于2000，01。2)经笔者对照，张驭寰先生所绘图大致与《东京梦华录》所载相似.但标注于曲麦桥附近的太学(辟雍)不见该书纪录，且与《宋史》所载辟雍在都城近郊”相悖，原因不详。3)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修武成王庙为右学”，五年(1072年)学成。4)元丰二年(1079年)太学规模甚为宏敞，计：讲书堂4所；学舍80斋，每斋5间，斋30人为额，通计2400人。其中上舍生100人，内舍生300人，外舍生2000人。5)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建辟雍，“外圆内方，为屋一千八百七十二楹。”6)图中各建筑所在，只代表大致位置，不代表建筑的具体规模。7)国子监、太学布局推测中建筑名称均为北宋末定名。

明之立国，诚如孟森先生言：“明祖有国，当元尽紊法度之后，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清无制作，尽守明之制作，而国祚亦与明相等，故于明一代，当措意其制作。”[11]体现在国子监建设，亦有诸多创举。从明南京外垣范围看，皇城居于城市的绝对中心，朱元璋的魄力可见；而国子监选址却未袭古，位在玄武湖畔、皇城的西北方，正在原六朝、南唐旧城中轴的最北端，可能是朱元璋甚为忌讳诸朝“国祚不永”[12]，以国子监规模之巨镇之。又，按古制：“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故，所谓太学者，“中学也，言太学居中，四学环之，盖帝制也。”明初虽尝有“并立五学之议，然罢而不用，制不沿古”[13]，放弃了辟雍四门学之制，借山川形势，承人工造化，开一代国子监形制之新风。

虽如此，明中都的国子监选址仍在皇城的东南方，即东西向横街——云霁街的东端。可见，在城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仍然遵从古制。中都乃平地起新城，且耗时5年多，规模与工程量远胜南京，至停工时已建成“三朝五门”和都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墙的完整形制。中都虽未发挥京城的作用，但却是明都城和宫殿制度的先行者，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中都不像南京受地理形式的限制，又没有旧建筑的影响，因而规划齐整。城南洪武门以北为南北向洪武街，至大明门止，有东西向云霁街，全长七华里。两端分别以钟、鼓楼结束，则是对元大都钟、鼓楼的继承和发展[12]。中国古代都城一般都有一条南北向主轴线，但不一定都有横贯东西的横街，元大都、明南京均无此设置。云霁街非事先规划，而为中都营建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初，南城东西横街只规划了一条顺城街，洪武六年(1373年)十月，建开平王(常遇春)庙，选址与城隍庙相对称，其后又发展为开国功臣庙；同年十一月，又在其西建历代帝王庙；八年(1375年)在大明门东，与历代帝王庙相对称的位置上建中都国子监，以南京国子监官员兼管4；同年，又在国子监东建鼓楼，在历代帝王庙西建钟楼，及东西金水桥，云霁街最终定型，大大加重了明中都皇城前的空间规模和礼仪份量，开阔了东西两侧的视野，使之更为宏阔大气(图5)。这样的规划布局在历代都城建设中尚属首创，后改建南京和营建北京，囿于城市既成条件，皇城前方缺少广阔余地，均未如此[14]。唐长安、洛阳，宋东京虽有东西横街，却又缺乏足够份量的重大建筑加强空间气势。不仅如此，中都云霁街上的国子监、城隍庙、功臣庙、帝王庙及钟鼓楼形成的东西序列，并与太庙、太社形成了拱卫皇权的、稳定的空间三角。

图5 明中都皇城礼仪空间中的国子监

明清北京国子监相延元大都，并留存至今。元国子监原在金中都旧城，今址是在大都城经数十年发展，城中部及南部已为民居等用地占满的情况下，选择了城北部偏东较为空闲之地。在参考历史先例方面，大都城的营建与其说是以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为蓝本，不如说是汲取了宋东京和金中都的布局形态及建设经验，大都城市规模与宋东京相近，而宫城偏于城南和都城东、南、西各设三门则较接近金中都模式[13]。既然大至城市的营建尚且从实际出发，那么，国子监选址不在东南方亦可理解。选址过程中是否有礼制的考虑，未见史载，但与太庙同样位于城市轴线东侧的现象是否暗示了什么？更何况在大都之前的元上都遗址中，可以清晰地判断出宫城外东南方的国子监所在。

明代宗景泰(1450-1456年)中，确有“请于东长安街改创国子监”[15]，理由为“国子监为天下学校之首，偏在京城东北隅，乞敕工部……改创基图，革胡元之旧址，增辉丹垩，立当代之新规”；可能是出于国子监位在宫城东北，于古制不符之虑，或仿明中都之制？时议者“以水旱相仍，役非其时，遂不果行，深得可惜也”[16]。至武宗正德八年(1513年)又有上言：“宫殿将成，惟太学尚仍元旧，且土木有像不称，亦非古制；请择地改建，”[17]仍未果。此事说明国子监选址中的礼制考虑，确是时常萦绕在皇权空间构成意识中的。

再返至辽、金，初期选址的“随意性”是可见的，可能是基于少数民族身份对礼制空间的一知半解；但在政权的重心逐渐移往辽南京或金中都后，随着汉化的深入，城市空间的各个角落渐至显示出与汉人的趋同，且庙学制本源出汉文化，故从整体上言，少数民族统治下的中央官学和孔庙选址，在王朝日渐成熟的情况下仍是受制于汉制的。

亦即，基于礼制诉求，作为鼎力国家机器的基石之一，都城中央官学和孔庙的选址当在皇权空间的东南方。观于历代都城，虽时有不同，但在可能的情况下，趋近于理想状态的努力则明白地表征于帝都的空间模型之中。

谨借郭湖生先生关于都城变迁的一段话：“王朝变迁，都城也变迁。一般说来，大都在参照传统经验的基础上，有因袭，也有革新。但往往又是革新多于因袭，没有一个千古不变的先验的模式。当然，在封建制度未变的前提下，因循守旧，追慕三代，以恢复《周礼》为理想的保守倾向始终存在。”[18]都城如是，中央官学和孔庙亦然。

03

庙学的关系及地位荣替

中央官学和孔庙的布局方式而言，东晋建康国学的夫子堂建在学西，即“右庙左学”，其布局方式受制于原有用地的可能性较大；又或是因于晋人遵殷制，以西为上？此时尚处庙学制产生的萌芽阶段，恐不会有太多礼制方面的征诸，也不足以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图6)。

图6 中央官学与孔庙空间地位的几个阶段

为历代都城采用最多的则是“左庙右学”的布局方式，最早可见的乃为唐长安国子监(图7)。“左庙右学”是否基于礼制限定，未见史载，学界一般认为受“左祖右社”的影响较大。

图7 唐长安国子监布局推测

有学者解释南宋临安太学的“右庙左学”为：“可能是受曲阜孔庙、孔林中尚右的影响，孔子为殷人后裔，而殷制尚右，其后代在墓葬和立庙时都遵循这一原则。”以有附会之嫌，姑且不论孔族是否尚右，两宋皆为赵氏王朝，但为何东京、临安未一脉相承？临安太学实乃据岳飞故宅为之，“右庙左学”并非刻意。不过，临安宫城在城市南端，若更换一个观察视角，假设以之为城市起点，从坐南朝北的感受出发，再将御街视作城市轴线，则不仅太庙在“左”，太社在“右”，太学与武学的相对空间关系亦为“左文右武”，那么，临安太学也就成为主观感受中的“左庙右学”了(图8、9)。

图8 南宋临安城市空间概况

图9 南宋临安太学、孔庙布局推测

此外，尚有一例与众不同，即辽上京，孔庙在国子监北，与汉人都城的国子监庙学并列不同；毕竟该城是一座带有浓厚契丹民族习俗并反映民族矛盾的都城[20]，“前学后庙”可能并无太多礼制的诉求，因地制宜罢了；抑或是入乡随俗，在建筑布局及朝向等方面有少数民族建筑特征的注入？

蒙古人亦尚右，直至泰定元年(1324年)方依周礼传统，改为左尊右卑[14]；且明初仍习元旧，俱尚右，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始命“百官礼义俱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余官好之”[21]。但无论元上都还是大都，中央庙学配置皆为左庙右学，可能是受汉传统布局的影响。

元自上都至大都南城，再至大都北城，中央官学和孔庙凡三立，皆先建庙而后兴学(和林城孔庙有之，设学与否不详)。虽庙学相邻，然似更为独立。曲英杰先生的总结性陈词为：“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是后世追谥中的最高礼遇。其对于皇帝与圣者之间的名份高下，似不像历代统治者那样过多计较。但在另一方面，元代皇帝对于孔子及儒学，却又始终是崇拜大于理解；对于儒生的重用也往往局限于已有的知名者，而不注意兴学培养，于是就表现出一种重庙轻学的倾向，这可能与元代历时较短(不足百年)有关。”[22]大都国子监孔庙的面积大过国子学，其巨大与空旷超越以往任何时期的都城孔庙，且孔庙的建筑与规划设计中有意采用“九五之数”，具至高无上之皇权象征5，亦暗示了元统治者的“崇拜大于理解”，即所谓“我国家郡县无大小，皆得建学，而尤重庙。”[23]

从明南京国子监的建筑布局中，却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太学在空间构成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庙学地位的荣替也侧面地反映了与元统治者重庙轻学相反，明帝更多地倾向于重学轻庙，尤以嘉靖帝大改制为甚，特别是敬一亭的出现。敬一亭之建虽稍早于孔庙改制，但各地建亭和孔庙改制基本是相辅而行，敬一亭之建改变了庙学空间，在加强了学部分空间构成的同时，与孔庙形成对峙和抗衡。世宗意欲通过立敬一亭来重建道统象征，从而否定儒士构建的道统，对孔庙祀典的降杀亦为突出敬一亭的象征地位，即权力对孔庙祭祀象征性的操纵[24]。

入清之后，则是庙学并重，最明显的表现为：孔庙建筑等级的攀升有目共睹，而金碧辉煌的辟雍则赫然伫立于太学中心(图10)。

图1 0 清北京国子监辟雍建成后的空间变化

04

建筑规模中的礼制诉求

两汉太学生数量庞大，西晋以后人员数量骤减，其后虽有明初南京国子监多至万人，但持续不久即剧缩。其实，两汉太学的壮观，主要是反映了游学增盛的状况。任何系统的正常运作皆须控制在一个较为合理、可以操作的范围之内。随着中央官学制度的逐步完善，人员数量基本保持在一个数量级，即为实事求是的约束。如此，中央官学和孔庙的规模也当受制于实际功能的使用，从唐长安至元明清北京，皆未突破百亩，大约60～80亩为常态(表1)。

表1 历代中央官学和孔庙规模的零星数据

若以等级考量，千亩作为天子宅的规模至迟在战国晚期的观念中已经存在，其他建筑的占地规模必不会突破此限。观之明初不同等级建筑群的占地：北京故宫1192.6亩，王府492.6亩，府衙62.5亩，上述数据约与明府衙规模持平或略高6。不过，宋元明宫殿规模远小于唐两京，其他等级建筑群的规模理应随着一起变小。但元明清北京及明南京国子监规模皆与唐长安相去不远，笔者推想可能与孔庙建筑配置的增多有关，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宋以后殿庭之中两庑建筑的出现，及祭祀时仪式人员的增多对于空间扩展的需求。

孔庙作为列入国家祀典的庙宇，不论建筑开间、屋顶形式、斗栱踩数、屋瓦的颜色质地、彩画的颜色图案、建筑的高低大小等等，必然受到礼制规定的约束。清末以前，孔庙祭祀皆属国家祀典的中祀级别，惟见南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以释奠文宣王为大祀，”[9]不过，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又恢复为中祀。以清中祀的规定，正殿最多面阔七间，可用重檐歇山顶，绿琉璃瓦，斗栱为七踩，彩画可用旋子点金。

曲阜孔庙大成殿在宋时已为七间重檐歇山，金时将屋顶改作绿琉璃瓦剪边，且换作石龙柱；元时不仅使庙宅相分，使孔庙系统更加独立，又增加四隅角楼；明时将大成殿升为九间，清时更换作黄琉璃瓦，规格更高[25]。

再观都城：

1)唐长安，大成殿虽为七间，但规格实类于士庶家庙，门列“十戟”即为一证，约相当于三品官左右。

2)北宋东京，孔庙建筑的升级莫过于太祖建隆三年(962年)诏“国子监庙门立戟十六，用正一品礼”[9]，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又将之升为二十四戟[26]，制同太庙，且后世一直相延。

3)元大都，大成殿为七间重檐庑殿，崇文阁则五间三重檐庑殿，二者等级之高，皆令观者咋舌。

4)明南京，大成殿初为三间重檐歇山，后改作五间，规模不比元。

5)明清北京，又为七间重檐歇山。

6)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祭孔升为大祀，成为和天地宗庙一样享受最高祭祀规格的祠庙，则大成殿可以“九楹、三阶、五陛”，即面阔九间，三层台基，前、东、西出五道石阶，并可进深五间，重檐庑殿黄琉璃瓦顶，斗栱九踩，金龙和玺彩画。国子监旋即据之改作，直至1916年方告竣，但露台未改为三层五出，室内仍为旋子彩画。

比较曲阜和都城，孔庙建筑规模的发展脉络大约保持一致(表2)：唐以后逐步升级，且在元时已达至一定高峰，可能与元统治者对孔庙的崇拜大于理解有关；而明初南京国子监孔庙大成殿却只有三间，巨大的反差是否与朱元璋初始对孔孟的降杀有关？7不过，其旋即调整了统治策略，尊孔势头大增，大成殿亦升为五间。从屋顶、开间等方面看，虽元和清末的国子监孔庙，皆有逾越曲阜的表现，但始终没有在根本的体量上超过曲阜本庙(图11)，仅以空间感受而言，曲阜孔庙的至尊地位不言而喻。

表2 元至清国子监孔庙重要建筑规模数据

注：①据(明)黄佐《南雍志》卷七《规制考上》；《钦定国子监志》卷一《庙制一·庙制图说》、卷九《学志一·学制图说》；姜东成《元大都孔庙、国子学的建筑模式与基址规模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2期P15-23整理。②关于古代尺长多有讨论，本表依据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元一尺合今约0.3157m、明清营造尺一尺合今约0.32m，为计算便，统一以1尺=0.32m计算；“/”后为换算后数据，单位为米。

图11元明清国子监孔庙与曲阜主要建筑规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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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其实，“庙学”本无庙，庙筑于学的必要条件在于儒学作为正统学术地位的确定，以及在学校祭祀孔子仪式的完善和场所的需要。一旦孔庙与学校发生关联，并渐至普及于天下，其象征意义也就盖过了学校教学的本质目的。

“庙学”名称的指代不仅模糊了有学无庙的原始概念，且庙学之间的地位高下立见，虽曾有例如明嘉靖帝试图通过增加“学”部分的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庙学空间关系的表现，但真正意义上的等同视之并未实现。若无自汉武帝起始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学逐步获得专制王权认可和提倡的正统学术地位，庙学系统是否能够形成，恐是一个偌大的疑问；而历代对于道统的解读(特别是韩愈和朱熹)，则是为后世先验地诠释或假定了诸般崇儒尊孔的象征性方式。

庙学作为树立所谓正统文化信仰的工具，正是专制王权出于帝国统治的需要，在“素王”孔子身后建立的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理想系统。这种儒家体系的国家机构化行为，将儒家道统外化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经由对历代帝都中央官学和孔庙的历史演变解读，虽呈现出重庙轻学、重学轻庙和庙学并重的不同历史现象，但其中始终贯穿着帝国将工具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作法[27]，庙学二者的受关注度皆是由适时性的官方统治策略所决定的。

由是观之，庙学是一个开放而又封闭的建筑系统，开放的是基于儒家人本关怀的空间可变性，封闭的则是国家权威的绝对主导地位。这种矛盾也决定了不能将庙学看作庙(精神崇拜)和学(理性研习)二者的简单结合，而是一个处处体现着被权威操纵的道统象征体。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作者：沈旸

文章来源：建筑学报，2016年01期